第二百一十四章 我就是王法？！ (第1/2页)

“道法？”
　　
　　“这是门什么课？”
　　
　　“我儒家的道德为什么要跟法制同列？”
　　
　　“就是，道德行的是王道，乃是礼仪教化，法乃是惩治之用，读书人学这些干什么？”
　　
　　“.”
　　
　　对于第四门道法，不少学士表达着不满。
　　
　　他们内心依旧认为当奉行儒家那套理念，就该独尊儒术，而且还该将其他的都摒弃掉，唯有如此，天下才能天朗水清，大明如今之所以污秽不堪，就是因为太杂太乱。
　　
　　只不过这种声音敢当众说出的人很少。
　　
　　仅有寥寥几人。
　　
　　夏之白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揉了揉有些干涸的喉咙，随后道：“道法，其实就是在告诉天下人，中国从汉代以来，所有大一统政权施行的治国方式，就是外儒内法。”
　　
　　“而这套外儒内法，从汉武帝时，就已被确立下来。”
　　
　　“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实际操作上，严重依赖法家的思想。”
　　
　　“因而在治国上，表现为儒法结合、儒法相济。”
　　
　　“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朝历代的君主，稳固其统治的核心手段。”
　　
　　“当年汉宣帝曾多用刑吏，而当时的太子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汉宣帝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史册上的记载，就足以证明，汉代时天下就已将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
　　
　　“天下的一切封建礼数，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从最开始的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到后面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随后在传统礼教之上，虽还有着明显的等级约束，但后面已然突破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明文律条。”
　　
　　“伦理的法制化从那时起便已确定。”
　　
　　“从汉代开始，触犯礼教，得到的从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
　　
　　“这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
　　
　　“但这种统治术，也鲜明的表达了一个问题。”
　　
　　“天下行的是人治，而非是法制。”
　　
　　“从外表上来，一切法都被规范为认得的范围之内，但天下的律法又常常表现出‘法外有情’，这种不断践踏律法的存在，应当得到修正跟避免，而首要去做的，便是提高百姓的法制观念。”
　　
　　“因而道德与法制，便是为达到此点。”
　　
　　“现在大明的律法是畸形的，法制非常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言，任人唯亲的现状很严重，而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宗法思想更是甚嚣尘上，更有不少家法、村法，竟公然凌驾在国家律法之上。”
　　
　　“这门道法，最主要的是为天下普法，讲法，宣法。”
　　
　　“让人知法，懂法。”
　　
　　“一定程度上，这门道法课，是在取代《大诰》的作用。”
　　
　　“《大诰》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历史的必要，不过凌驾在《大明律》之上的《大诰》，注定会退出历史舞台，而道法课，就是旨在后续填补《大诰》的缺失，继而为天下百姓知晓《大明律》，提供一定的辩解跟途径。”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听到夏之白慷慨激昂的话，刘三吾眼皮一跳。
　　
　　夏之白太胆大妄为了。
　　
　　竟把主意都打到了《大诰》上面。
　　
　　《大诰》可是当今陛下编纂的，更是让地方百姓口口相传，甚至将此列入到地方官吏考核，结果夏之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否定了，还认为《大诰》注定不可持续。
　　
　　夏之白哪有的勇气说出这些话的？
　　
　　这是在否定陛下啊。
　　
　　只不过夏之白说的‘外儒内法’，得到了很多学士认可。
　　
　　华夏这么久以来，的确奉行的是‘外儒内法’，不过并不是所谓儒表皮，内法骨。
　　
　　所谓‘外’，则是外在变现，具体的措施，天下的治国方式中采用了儒家重视人、以人为本、合理分配利益等观念为原则，而所谓‘内’，即以法家的观念建立政治架构，以法治观念治国。
　　
　　刘三吾道：“夏大学士，你可知你在说什么？”
　　
　　“陛下之《大诰》旨在教化民众，还要一直流传下去，岂会如你所说草草收场？”
　　
　　“伱安得是什么居心？”
　　
　　“再则法外有情，这代表着陛下的仁德。”
　　
　　“何错之有？”
　　
　　“难道非得一棍子打死？”
　　
　　“若是当真事事都按着律条，我大明岂不是要重蹈暴秦覆辙？那我大明岂不是还要多出成百上千条律令？”
　　
　　夏之白漠然看了过去。
　　
　　他沉声道：“敢问刘学士，不知《大诰》在大明律的第几页第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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