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廿九)花钱是很重要的 (第2/2页)
还有，如果临时或额外需要叫人来做事，(小)地主甚至要亲自上门去请，说话还要客客气气的，做完事还得留人在家里吃个饭之类，甚至给点小礼物(几斤米、几两肉之类)。否则，就要担心寒了人家的心，人家明年搞不好就不给你家干了。
这就让高务实知道，小地主虽然也是地主，本质上也是吃佃户、长工们的“剩余劳动价值”过活，但和佃户、长工们的关系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共戴天，很多时候反而还挺融洽，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互利共赢。
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可以合理解释的社会现象，甚至拥有“自由经济”的部分特点。既然如此，高务实当然不排斥扩大“小地主”群体。如果是在削弱大地主的前提下扩大小地主群体，那就更好了，因为这确实会缓解社会矛盾。
关于土地问题，后世经常抨击的也是“土地过度集中”，而不是说土地只要一集中，马上就完犊子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反而可以增加民间的抗风险能力，关键在于这个集中的具体程度如何，以及具体在哪个区域搞这种集中——陕北黄土高原和湖广鱼米之乡，那能一概而论吗？
你湖广平原集中几百亩地，可以管几十家人顺顺当当生活，其中一家地主，其余是佃户长工。出了些灾情也不打紧，地主家多少有点余粮，拿出来大家周济周济，把灾年熬过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甚至这地主还能组织一下低强度的抗灾救灾，未尝不是一种“久经考验的社会体系”。
但黄土高原上就不同了，几百亩地可能也产不出多少东西，能养活十几家就算不错了，因此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很差。万一这会儿关外的游牧也过不下去，还杀过来扫荡了一波，那完了，大家该破产的破产，该逃难的逃难，当地社会体系就此崩塌，顺便造就一波“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啥古代起义多发生于北方？以上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生产力决定一切，包括社会组织形式。
除了开藩禁，高务实的另一项节流政策在于驿站改革。这个改革前文说得够清楚了，本质上就是在保留一定“官办”特征的前提下搞市场化改革。这一点对于基层干部出身的高务实来说没什么新鲜，大的原则和思路只要直接抄作业就行。
可以这样理解：改革之后的驿站管理层好比事业编的干部，各个驿站处于某种“承包制”之下自负盈亏。朝廷以“承包权”来换取他们承担部分朝廷要求的工作，比如军报传递中的马匹、船只转换乘，官员沿途食宿等。
顺便提一句，高务实为此还再三严肃了官员使用驿站的餐宿标准，超标使用者计入考课法的考察评价体系——想升官或者至少不被罢官，那你最好不要在驿站吃住超标。
但这里有意思的事在于，驿站是承包制的，提供更高档的食宿是驿站管理层生财之道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来到驿站的官员愿意自己花钱提高食宿水平，驿站方面求之不得，甚至会主动推销。
不过，只要官员们花的不是户部的银子，高务实就对此乐见其成——提高社会消费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高某人只提倡朝廷节俭，可从不提倡富人节俭。
大家都拼了命的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就是消费不足，这样生产端就遭殃了。消费不足会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会导致产品积压，然后导致生产部门利润降低并最终减产，此时生产部门的从业者也受到影响而收入降低，又进一步导致消费更加不足……于是陷入死亡螺旋，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前段时间高务实不是注意到物价变化了么？本质上来说，这主要是外部贵金属大量流入导致的物价上涨，虽然这一变化在前期是好事，因为大明原先的货币供应不足，事实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经过高务实多年来推广海外贸易，现在贵金属货币供应已经充足了，所以又要开始考虑通货膨胀问题。
当然，这里头还有明联储小额钞票的影响，毕竟发钞不可能是存一两银子在银库就只发一两银子的钞票，肯定是要多发的，否则这行业都没有存在价值了。
总之经济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因此，现在既然要开始担心通货膨胀，那高务实就必须让朝廷花更多的银子，而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这银子虽然要花，但最好不要一下子流入民间市场。
怎么办？大搞基建自然是高务实最容易想到的办法，但前段时间京华基建搞下水道工程都搞到他高元辅被弹劾了，现在肯定得先缓一缓。
因此，让朝廷扩大军备采购就成了高务实必须推动的事。
一方面，军备采购这事是朝廷花钱而军工集团赚钱，这笔钱要从军工体系流入民间是相对缓慢的，符合高务实现在的需求。
另一方面，朝廷花了这么大一笔钱出去，提高了军队实力，但皇帝和朝廷官员们肯定会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银子，如果只是让他们守在边疆，那我不是亏大发了？不行，我必须得让这笔钱花的值当。
怎么才能花得值当呢？当然是“邻居屯粮我屯枪，邻居就是我粮仓”，这么多军费砸下去，不整点创收项目赚回来怎么行？
这个道理高务实当然不会立刻和皇帝明说，反正只要事情到了那一步，皇帝和朝廷官员们肯定要为之着急，届时自己再提出一个扩张目标就行——反正目标其实早就定了：西边那俩盆地呗。
至于现在，只要说服皇帝肯花这笔钱就好。这难不倒他高元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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