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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卅三)决心

第276章 伐元(卅三)决心 (第1/2页)

颇贵这样一说,高务实就明白了,本质上他这样的思路算是一种差异化竞争,当然也可以说是错位竞争。
  
  大明和蒙古比骑术,这显然有先天性劣势,而且即便是后天,这劣势也依然存在。人家是以马代步的民族,人人骑得快马,大明虽然人口众多,可能骑得上马的人占比才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要长期维持十几万骑兵本来十分肉疼了,作战之时焉能不金贵着些。每一个都是宝贝,又怎敢随意挥霍?所以,当然要优先考虑提高抗性,力求先不被人消灭,再去研究怎么打赢对手。
  
  按照颇贵的说法,高务实估计他的意思,就是一旦骑兵对战,那就就和蒙古人耗。
  
  当然,他这里的“耗”和蒙古人作战思路中的“耗”是不同的。蒙古人的“耗”首先是要保持着己方小伤亡,然后哪怕对方伤亡也不算大,但只要明显大于己方就行。
  
  原因就和脱脱那套刀法的用力技巧有关,蒙古人骑战并不会让自己很疲惫,所以他们耗得起。哪怕一次斜切只打掉你几十个又如何,我打你十波、二十波不带休息的,此时你怎么说?
  
  而颇贵的应对办法就很现实:我大明现在因为火器进步有了射程优势,你来斜切一轮虽然很快,足以在受到高伤害之前射出一轮箭雨。但如果我方骑兵都已经半具装,那你这箭矢伤害就被大大降低,通常只有倒霉蛋才会在这种情况下被直接射死。
  
  反之,蒙古因为被大明经济封锁,生产力下降极其严重,已经退化到炼铁都几乎无法进行。战前的察哈尔只有很小的几个铁匠铺,它们靠着早年从大明掳掠的铁匠勉力进行一些工作,大规模制造各式铁甲完全是奢望。
  
  再加上明军火器的进步,在有效射程之内的穿甲能力大幅提高,很多时候着甲与不着甲差别并不明显。
  
  因此,边军的夜不收和锦衣卫北镇抚司方面都已经提醒过,说察哈尔骑兵的备甲率可能已经大幅下降,原有一些甲胄上的铁甲片都被重铸之后制成了马刀、马镫、马蹄铁、箭头等物。他们由此判断,“将来”开战时的察哈尔骑兵将彻底变成皮甲骑兵甚至无甲骑兵。
  
  此消彼长,乾坤互换。颇贵作为一个蒙古族出身的明军将领,对蒙古战术的了解自然是深入骨髓的,反过来对于如何克制他们也有准确的判断。
  
  你想游击我任你游击,但只要你敢进入我的有效射程,我就能扛着箭雨用弹丸打爆你。
  
  想拼消耗我陪你消耗,倒要看看咱们到底是谁耗不起。漫说打出个一比一的消耗我大明稳赚,就算不幸只打成二比一,可我大明也照样不虚你察哈尔!
  
  蒙古人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生产力吗?不是,他们最麻烦的是人口不足啊!
  
  察哈尔明知道今年会被大明联合一堆帮手来围殴,却也硬挺着没有真的搞“妇孺皆兵”,这是为何?
  
  因为六万多军队已经是察哈尔的极限,再把其他人也征集到军队中,那就连放羊都没人了。别到时候仗打完了还没战死,回头一看居然发现只能饿死了,那可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惨字了得。
  
  不过他这套想法,徐龙显然不认同。虽然在高经略当面,徐龙言语态度上不敢造次,但颇贵说到这里,他还是忍不住道:“颇游戎,你这法子确实能保证不输,但若真按此来做,却永远别想大胜。”
  
  颇贵本要反驳,高务实伸手朝他虚虚一压,将他的话压了回去,反而转头朝徐龙微笑道:“徐游戎有何见解,只管说来听听。”
  
  徐龙见高务实并未有什么偏袒的迹象,心中稍稍松了口气,连忙躬身道:“是,经台。”
  
  他清了清嗓子,又道:“若只说面对察哈尔骑兵保持不败,那朝廷根本无需骑兵!如今步兵既有了刺刀空心方阵,也有车营空心方阵(戚继光编练的),即便大军出塞与察哈尔骑兵野战,料那图们也不敢再试空心方阵之威。
  
  然而大军出塞之难,不在于战则必胜,而在于难以久驻。颇游戎,我且问你,数年前经台收复大宁,若彼时没有脱脱领军来卫护大宁南线粮道,那大宁城能驻守近两万大军么?
  
  大宁周边既无田地,也无边墙,我官军驻守大宁,总不能也靠放牧为生吧?由喜峰口至大宁足有三百余里,皆是塞北山林、草原,若是骑兵不济,这大宁城总有一次被断了后路,如百余年前一般只能放弃……”
  
  颇贵忍不住打断道:“所以我说骑兵不仅得有,还得首先能保持不败。”
  
  “颇游戎莫急,我还只说了一半呢。”徐龙接着道:“我朝廷为控制大宁,已经需要花费许多。倘要覆灭残元,将察哈尔彻底逐出左翼草原,若只能不断修城、逐次推进,那你说朝廷得修多少座塞上坚城,最后才能形成合力,逼得察哈尔退走?”
  
  这一条的确很关键,颇贵听完也一时语塞。高务实听了这话也不禁心中在点头,暗道:若以不断筑城而拉出防线,甚至这防线还要逐步外扩,直到把察哈尔人逼出左翼草原……那这工程前前后后没有二十年恐怕都搞不定。
  
  而且这个思路让高务实觉得很像是孙承宗的堡垒策略提前了,这就大可不必。孙承宗当时搞堡垒策略是有前提的,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
  
  什么形势呢?就是那时候的明军在野战中已经完全不是后金的对手,只要拉出去野战,动不动就给你来个望风而溃。
  
  这种情况下还野战个鬼啊,再浪下去最后一点能战之力都要挥霍一空,军心也只能更加不可收拾。所以在当时而言,能够依靠坚城守得住防线就很不错了。
  
  而像孙承宗那样通过国家的生产力优势,强行偷偷摸摸抢修建城,继而逐堡推进、收复失地,那已经是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反攻、坚持进取的极少数栋梁了。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话说起来容易,事做起来却是何等艰难!
  
  然而,经过了实学派长达二十年的改革,眼下的大明与孙承宗督师蓟辽时的大明,面对局面可是大不相同。且不说察哈尔人的主要作战方式和后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就说双方在野战中的表现也完全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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