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三章 破产法案 (第2/2页)
赵抃、吕公著他们稍稍点头。
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能够理解得，如果闹到那种地步，就是以前的制度，官员也得受到惩罚，只不过张斐是比较激进的，不是抓人问罪，而是将所有官员都给裁了，核心就不是惩罚，而是还债，而是财政。
张斐又道：“而这，也属于儒家之法的一大弊病，就是执行方面的欠缺，在这里我指得是儒家之法，而不是儒家思想。而法制之法，将会补全这一短板。”
富弼问道：“这话又从何说起？”
张斐回答道：“正如我方才所言，儒家思想只是大臣面向君主，本也应该如此，这就是大臣们的职责所在。可问题就在于，一旦君主采纳，执行者还是大臣，这么一来，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其一，大多数大臣肯定只会建议君主从（一）降到（零），是决不可能是从（一）升到（二）。因为执行者也是大臣，试问谁又会给自己增加难度，即便宰相想要这么做，那底下官员也不答应啊。”
赵顼这回听得是频频点头，毫无顾忌，心道，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啊！
文彦博摇摇头道：“此话我不敢苟同，大臣若是做不到，还建议官家这么做，这与祸国殃民又何异？”
王安石不禁瞧了眼文彦博，他这是在暗示我吗？
张斐点点头道：“文公言之有理，而这就是我要说得第二点，在儒家之法下，皇帝是非常容易听信谗言，忠奸难辨。
根据当下的制度而言，一般来说，先是皇帝提出一个目标，宰相为此去设计方案，最终由底下的官员去执行，从而完成这个目标。
假设皇帝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直的大臣必然就会去劝阻，而投机取巧的奸佞小人则是会表示自己可以帮助皇帝，完成这个目标。结果皇帝就有可能听信小人之言。
若翻开史书，许多许多奸臣，就是凭借这一点上位的。但这是不是皇帝的错，我觉得还得具体分析，如果皇帝只是单纯得满足一己私欲，而不顾财政危机，修宫殿，或者干嘛，那皇帝当然也有错，这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昏君。
但如果皇帝是要励精图治，是要开疆扩土，是要建万世功业，这就不能说是皇帝的错。”
文彦博听罢，不禁都感慨道：“这小子拍马屁，也真是前无古人啊！”
一旁的司马光、吕公著都是笑着直摇头，当初阿云一案，他们就已经见识过了。
这话对于皇帝，其实很不中听，你都这么说了，老子以后就别修宫殿。
但是在坐的大臣，都知道，当下这位小皇帝肯定非常爱听。
赵顼的目标就是要励精图治，开疆扩土，但他这个主张受到很大的阻碍，他现在非常需要理论上的支持。
张斐道：“我们假设皇帝是要开疆扩土，但是财政暂时不足以支撑。那么正直，且有能力的大臣，是会在不增税的情况下，改善财政，帮助皇帝开疆扩土。
可是这种大臣一般都是五百年难得一见，如萧何、如房玄龄，目前我朝王学士也在走这条路，但尚未证明。”
王安石凝重的神情，宛如雪莲绽放，当即就笑了，是很大方地点点头。
方才他认为张斐、文彦博的说辞，就是在讽刺他，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位的。
如今张斐这么一说，将自己放在萧何、房玄龄同列，那完全是正确的。
可马上惹得不少人嗤之以鼻。
萧何、房玄龄，跟你哪里像，倒是那李林甫跟你王介甫，有一点相同。
张斐见到王安石开心了，又继续道：“其实大多数正直的大臣，就是处在第二种，也就是劝阻皇帝，不要急功好利，要休养生息，然后厚积薄发。”
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都点头赞成，好似主动承认，我们就是这第二种。
这就是他们的主张。
张斐又道：“因为第一种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多数都是第二种，然而，奸臣就是诞生在第二种情况，当所有正直的大臣都说做不到时，他说他能够做到。
作为君主，必然还是希望能够开疆扩土，于是就可能任用奸臣，但史书已经告诉我们，这奸臣的手段其实就是想尽办法去盘剥百姓，收刮钱财，然后去打仗。
而最终只能是结果来断定忠奸，也许等到国家亡了，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奸臣。而这就是儒家之法的一个问题所在，圣人其实已经想到这一点，但是却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儒家之法的仁政，只是让大臣去建议君主，仁政治国，善待百姓，轻徭薄赋，但这都属于是赐予，是恩赏，而不是一个保护百姓权益的制度。
如果皇帝身边都是正直的大臣，这个是可以维系，但如果不是，也就意味着百姓的权益将得不到保障。”
这一番话下来，会场少了不少戾气，多了一丝思考。
其实司马光他们这些看史书的，也一直在思考，怎么阻止奸臣上位。
但目前是没有答案的。
而张斐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仁政到底是恩赐，还是制度？
对于皇帝而言，看上去，恩赐显然更能伸张皇权，我可以善待百姓，我也可以不善待，这多么爽。但经过张斐这么一番解释，这又是属于皇帝的权益，那就应该得到保障，这就是需要制度。
张斐这番话，就是说儒家思想将仁政视为皇帝的一种恩赐，是儒家之法的一大弊端。
张斐又继续言道：“而法制之法的理念就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益，其实就是维护君主和国家的利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能帮助皇帝达到目的，那就不是奸臣，而是能臣，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
反之，意图破坏律法和制度去完成的，那就是奸臣，史书已经证明这一点，奸臣往往满足皇帝，从而导致皇帝丢了天下。而法制之法会让这些奸臣无所遁形，且不用付出亡国的代价，去证明他是忠还是奸。
关键皇帝也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回馈，而不会受到奸臣蒙蔽，能与不能，只是能力的问题，而无关忠奸。”
赵顼微微露出一丝微笑，对于这个解释，非常心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反而可以放开手脚去干。
“说得好啊！”
司马光突然开口，然后马上看了眼王安石。
激怒王安石，司马光也是专业得。
王安石当即是恼羞成怒，你看我作甚，我分明是属于第一种大臣，只是我还未证明而已。
张斐权当没有看见，自顾说道：“这个判例对于国家而言，显然是利大于弊，不但会有效地帮助君主励精图治，同时还能让元学士这种能臣，大放异彩。更为关键的是，还能使得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一直沉默的赵顼问道：“张庭长此话怎讲？”
态度明确，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国家富强，你们做不到，就别怪我信这小子。
张斐解释道：“这就还得从司马学士的那句话说起，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官家认为可是在理？”
这个问题问得好，司马光默默为张斐点赞，偷偷看向赵顼。
赵顼迟疑了下，点头道：“有一定的道理。”
张斐又问道：“王学士所言，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结论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官家认为此话是否有理？”
赵顼点点头道：“也有一定的道理。”
张斐笑道：“若是二者选其一，估计就是鱼与熊掌。”
赵顼用力点点头，你知道朕心里的苦。
张斐道：“但是法制之法，能够使得二者兼得。”
赵顼惊奇道：“此话当真？”
司马光和王安石也都好奇地看着张斐。
法制之法与这两句话有何关系？
张斐解释道：“司马学士的这一番话，在我看来，是说的现在，而非是未来。一个国家的财富增减，不是说一日就能翻天覆地，在这一刻，就是‘止有此数’，那当然是不在公家，就在民间。”
这弄得司马光这个原创都愣住了，我是这么个意思吗？
可见他没有见识过互联网，你想表达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多人是怎么理解的。
张斐又道：“法制之法恰恰是保障这一句话，也就是保障公家和民间的基本权益。”
赵顼点点头，“此话在理啊！”
司马光说这句话，就防着官府收刮民间财富，法制之法的确是能够保障。
张斐道：“而王学士的那番话，也没有错，只不过说得是将来，而非是现在，这是需要时日的，而法制之法恰恰也保障了这一番话，可以给予他时日去证明，能否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为法制之法确保新政不能随意加赋，而这个判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王安石听得都乐了，“这臭小子还真是能说啊。”
一身酸味的苏轼也是频频点头，他与苏辙对这一点是非常认同，这也是他们加入公检法的原因，他们反对王安石，就是认为王安石在说谎，他就做不到条例所规定的的，搞了半天，肯定还是变着法要去剥削百姓，将民间财富，全部搬到公家去。
公检法恰恰就是阻止王安石这么干，迫使王安石必须是“资之天地，富天下”，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张斐道：“这普通人都尚且希望越过越好，皇帝当然也希望国家变得越发富强，此乃人性也，也是皇帝的天命所在。”
赵顼是笑着直点头，“妙啊！妙啊！张庭长这一番话，还真是帮朕解惑了。”
“官家过奖了。”
张斐拱手一礼，又道：“可见法制之法是既可以保障当下公家和民间的财富处于平衡，又可以满足皇帝对于未来的憧憬，大胆用人。
尤其是这个判例，是能够将庸官奸臣挡在门前，因为投机取巧的机会变少了，让他们不能随意盘剥百姓，蒙蔽圣上，让能臣在皇帝前面，尽显本事。
从这一点来看，法制之法并非是要损害所有官员的权益，而是损害庸官的权益，但同时又捍卫正直、有才干官员的权益。”
这一番话下来，场内是一片寂静。
谁反对，谁是庸官？
你TM真会说啊！
革新派那边，如王安石、曾布这些能臣干吏，都觉得听着好像还不错，这不就是我们革新派的理念吗。
搞笑的是，保守派的官员也都认为，这不也是我们的理念吗？保障民间财富不流入公家。
然而，大多数反对派则是抑郁了，你们这么搞，就有些过分了呀！
我们是被卖了吗？
岂有此理！
“由此可见。”
张斐突然回到桌前，“我在河中府的判决，是彻底贯彻法制之法的理念，也绝非是特例，或者说因人而异，即便是最恶劣得情况下，只要坚持法制之法的理念，依然能够保障各方的基本权益。故此，我非常希望立法会通过我的判例。”
正听得入迷的富弼，突然抬起头来，看向张斐，小子，不对呀！你说完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压力全在我身上了。
这时，张斐刚好看向富弼，“富公，我说完了。”
富弼从他眼中，看到一丝报复的目光，暗骂，这个小珥笔，真是睚眦必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