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九章 西山政权的罪恶 (第1/2页)

“哎，有话好好说，起来，快起来！”洪涛让警卫将叶成相扶起来坐好，然后道：“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等叶成相刚说了没几分钟，洪涛的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他让叶成相先停下，然后对身后一名警卫道：“你去请邓将军和王将军来一下，就说是很重要的事。”
　　
　　那警卫刚要走，洪涛又叫住他道：“把江藩和钟怀也找来，让他们听听。”
　　
　　过了十几分钟，邓飞和王远方等四人都来了。洪涛简单做了介绍后，便对叶成相道：“你从头说。”
　　
　　“是！八年前......”
　　
　　随着叶成相娓娓道来，一件比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制造的“红溪惨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案,呈现在了三人面前。
　　
　　当年在西山起义期间，非但安南全境的百姓深陷其中，连定居或流寓越南的华商也不能置身事外，都被深深卷入了这个漩涡。他们因自身认知与际遇不同，或是个人利益所系，分别选择了新阮、旧阮，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1773年的时候，广南有个福建华商叫李才的人，组织了一伙叫“和义军”的人马投奔到西山军旗下。他手下的这支人马里，不是福建人就是广东人。华人军队的加入使西山阵营如虎添翼，新阮势力迅速由归仁北上，向旧阮的统治中心扩展。在此过程中，“和义军”和另外一支华人武装“忠义军”对西山军取得关键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不过随着战功越多，李才和阮文岳--西山朝第一代皇帝之间的矛盾也变得不可调和。两年后，双方终于爆发火并，李才便带着“和义军”转投旧阮阵营,摇身一变成了旧阮阵营中的重要人物。
　　
　　谁知仅过了一年，李才因为卷入了旧阮的宫廷权力斗争被杀,残留下来的部分“和义军”分别由华人陈凤和陈公璋率领，继续留在了旧阮阵营。
　　
　　重头戏来了！
　　
　　1782年，陈公璋率领“和义军”在嘉定附近的参良桥与西山军大战，斩杀阮文岳的护驾大将军范彦。阮文岳痛失左右手，又因为“和义军”都是唐人，且嘉定华商都是支持旧阮的，于是便命令手下，不问那些人是不是支持西山军，也不管是兵还是商，一并斩杀。
　　
　　这场大屠杀在另一时空史称“西贡大屠杀”，华人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一万人。从嘉定到柴棍，尸横遍野，尸体被西山军抛入江中，河水断绝。乃至过了几个月后，依然没人敢吃江里的鱼虾。
　　
　　当时所有华商家里的货物都被抄出扔在路上，然而这些沾满鲜血的东西谁也不敢捡。到了第二年，因为嘉定华商死绝，无人贩运货物，粗茶涨到了一斤八贯钱，一根针一百个钱。
　　
　　“小人的大哥,一家四口,都被西山兵杀死，抛入江中。因城内华商尽数死绝，小人和父亲直到几个月后才知晓。虽经多方查找，然大哥一家的尸骨已是沉入江中，被鱼虾所食，再难收敛。八年来，老父寝食难安，每每思之，捶胸顿足，夜不能寐......”
　　
　　叶成相说到最后，已经是嚎啕大哭。
　　
　　邓飞、王远方和洪涛听完叶成相的讲述，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三人来本时空也六年了，早些年要是听到这些事的话，虽然不免同情，但总有种疏离感，就像隔着一层薄膜。而随着同这个时代的融合度越来越深，那层“薄膜”也逐渐被剥离。这种感觉在所有穿越众里体会最深的，其实是陈青松和洪涛两口子。
　　
　　陈青松自不必说了，他和他手下的人天天都要和流民打交道；而洪涛两口子则是常年深入到流民中间，治愈了无数人，亲身目睹过那些人的苦难，从最初的旁观心理，到后来越发的感同身受。
　　
　　此时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眼圈，低头沉默了一会，口中喃喃道：“我他妈就不明白了，怎么这年月是个阿猫阿狗的就能屠杀中国人？这都叫什么事啊！”
　　
　　虽说在座的众人都听说过万历年间西班牙在吕宋屠杀杀华人，乾隆六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时间太久远，即便是愤怒，也只是那种看到历史往事的愤慨。
　　
　　叶成相作为“嘉定大屠杀”的亲历者，他的叙述让人如同身临其境。八年的时间并不遥远，更何况为恶者西山政权就在众人眼前。
　　
　　之前不住叹息的钟怀此刻语带哭腔道：“乾隆六年是爪哇，四十七年是安南，朝廷就眼看着自己的子民被人屠戮？！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都是干什么吃的？！”
　　
　　江藩面带讥讽的神情冷笑道：“保岐，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去国离乡之人在他们眼里那就不是人！何况还是汉人。某就不信，要是死了一万个满人，你看鞑子皇帝急不急！”
　　
　　如果说两人之前对北海军用先进武器将西山军打的尸横遍野还有些不忍，那么现在已经是荡然无存了，甚至后悔杀的实在少了。
　　
　　实际上不管是明代还是清代，封建王朝无不是坚持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动辄以“仁义抚邦”，将海外谋生的侨民视为“天朝弃民”，一副傲慢无知的派头。
　　
　　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在吕宋对华人进行了大屠杀后，时任福建巡抚的徐学聚只是给西班牙人发了一份《报取回呂宋囚商疏》的官样文章而已。里面的内容虽然斥责西班牙人“蛮夷无行、负义如此、曷逭天诛”，可也同样提到“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
　　
　　看到“强大”的明帝国居然如此态度，西班牙人自然更加视华人如猪狗，之后在康熙元年再次大规模屠杀华商，两次屠杀前后死难者超过五万。
　　
　　而在乾隆六年的那场“红溪惨案”发生后，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才被福建水师提督盘问从爪哇回来的商船后获悉。然而不论是那些提议禁止南洋贸易的官员还是反对者，对海外侨民都是仇视态度，谁也没有考虑一万多遇难华人的利益。
　　
　　事件发生两年后，经议政王大臣和各地督抚反复讨论，清廷最终采纳了时任两广总督庆复和两江总督德沛的意见，认为“红溪惨案”中被杀的华人都是自弃化外之人，且荷兰人已有“悔惧之心”，允许其照旧通商，以广大清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至于“嘉定大屠杀”么，在另一时空中满清的所有史料里就根本没有记录，片字皆无。以满清的尿性，处不处理另说，两广总督或是广西巡抚如果听闻这样的事，肯定会发奏折禀报。
　　
　　可以很肯定的说，西山朝在大屠杀发生后，一直极力隐瞒，因此并没有传入满清君臣的耳朵里。
　　
　　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嘉定大屠杀”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在安南官方编纂的史料中显露端倪。在阮朝国史馆编纂的《国朝正编撮要》中，用了92个字简单概括；而在《嘉定通志》中则用了150个字，算是描述最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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