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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9 端拱三年

世宗篇9 端拱三年 (第2/2页)

另一方面,在对军政令系统做“小手术”式调整之后,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以内阁学士、知制诰曹利用充任,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但军国大事,不能不熟悉,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加强沟通.
  
  一系列幅度不大,但显著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
  
  不过,军队里的实权派们,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帝国军制,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
  
  另一方面,刘文济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适应皇帝,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
  
  端拱三年春,许昌王、中书令刘曜上奏,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
  
  刘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开宝十九年,初封韩公,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前者,以刘继昌落马遭贬,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
  
  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审慎分析,理性对待。
  
  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域外封国,却仍是一个新鲜事务,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若宥于旧眼光、老故事,必然会出问题。
  
  安东国状况不断,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现了。事实上,刘文济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国与诸大小封国之间关系往来,必需有一套更实际、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规则办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则,只会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拉扯中,渐行渐远。
  
  地域上的距离,本就让世祖之后皇室宗亲间的情分难以长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许冰冷,但对双方而言,却可以让各自冷静理性地对待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份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帝国中央的意志为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刘文济对许昌王刘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实权也很重,同时,刘曜的年纪(比刘文济还小五岁)足以陪他一起构建一套更进一步的新宗藩体系。
  
  当刘曜向刘文济汇报安南王刘文涣之薨时,也是一次对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体系”的实践机会。不过在此之前,礼节人情还是要先讲的。
  
  回京夺位失败后,刘文涣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离京,南归封国。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终于三年春离世。
  
  刘文涣的一生,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贵,才智不凡,胸怀大志,或有孤傲之时,少有松懈之日。少年时期,是世祖疼爱的千里马,青年时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图大志,尽成一空。
  
  当然,刘文济这个对手对他的影响,比表面呈现的要大得多。虽然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直接面临竞争,但一出手,就直接踩着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难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难让人同情,因为天下没什么有资格去同情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刘文涣活得最清醒、最从容的一段时光了。
  
  临死之前,刘文涣还将后事安排好了,立四子刘继丹为嗣,继承王位,同时以王后刘娥监国。刘文涣一共有四个儿子,常妃所生的刘继元、刘继初,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列。
  
  剩下的只能从三子刘继诚与四子刘继丹中挑选,二人年纪都不大,一个十四,一个十一,最终选择了刘继丹,因为他无母,王后刘娥的枕边风厉害。在刘文涣养病的这段时间里,安南国很多事务,实则就是刘娥在帮忙处置,并且处置得不错,优秀的政治能力让刘文涣意外之余,也促使他做出了最终关乎安南国命运的决定。
  
  而依封国制,刘文涣的这些安排,还需上表京城,请中枢朝廷确认,批复授册,遣使宣告之后,方具备法律效力。
  
  为此事,刘文济还专门召集政事堂诸宰,举行了一场廷议,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倒也没有太大意见,安南王的决定总还是要尊重一二。唯一的异议,只在王后刘娥监国的问题上,经历了慕容太后干政甚至仍在经历着的大汉宰相们,对“牝鸡司晨”这种情况格外看不惯。
  
  然而,仔细斟酌下来,却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办法,总不能把安南这样的“大国”,直接交给一个11岁的娃娃吧,再不乐意,也只能捏着鼻子先认了,等刘继丹长大,再作区处。
  
  寇准对安南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单独面圣时,向刘文济提出另外一个处置办法,将安南国收回,重归中央直辖。然而可以想象的,刘文济断然否决,分家容易,合家难。即便不考虑其他影响,刘文济不能不顾虑世祖、太宗分封之政的强大影响力,这份影响来源于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强力维护。
  
  最终决定,照准安南所表,以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加安南宣慰使衔,南下交趾,代表朝廷进行抚慰,立新王,授金册。
  
  这同样是打破常规的一个举措,因为按照最初的制度,封国王位世袭,新王需要亲自到京城接受册封。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制定此等规矩的世祖皇帝的强势掌控之心,但在端拱三年,显然早已不合时宜,因而做出一些顺势的改变,也是理所应当。
  
  从此,帝国中枢开始正式转变对各封国关系政策了。于安南国而言,随着新王刘继丹的继位,也开启了一段错综复杂、斗争频繁的混乱时期。
  
  王太后刘娥的执政,注定充满了挑战与困难,后宫有赵太妃不甘寂寞,在朝有赵氏家族及刘文涣心腹旧臣们,同时,国内有诸多叛服不定的蛮夷之属,饱受白眼、心怀怨愤的刘继元、刘继礼兄弟也对失去王位耿耿于怀。(这两个儿子,刘文涣感情很复杂,将其远远地安排在西南的文州与万州镇守,眼不见为净。)
  
  诸方势力,种种矛盾,在没有刘文涣的强力支持后,刘娥的摄政之路肉眼可见的艰辛,而他能依靠的力量实在不多,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前后先王遗命,后有朝廷敕旨,并且牢牢地将新王刘继丹置于羽翼之下
  
  PS:在收到刘文涣去世的消息后,刘文济曾大哭一场,长大成熟后的兄弟俩,渐行渐远,那是时局的推动,历史的选择,但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兄友弟恭,一同环抱世祖之膝,欢声笑语。
  
  与康宗刘文澎,二人或许都有一定代沟,但二人之间,却总是有一份兄弟之情。如果刘文涣活着,那么“各自安好”,待其薨,有些情感也就压制不住了。
  
  太宗皇帝拢共就三个儿子,如今,三去其二,并且都是英年早逝,这同样给刘文济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也促使他做出了早立太子之决定。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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