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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52 临淄王

太宗篇52 临淄王 (第1/2页)

雍熙十三年秋七月,苏州,昆山县,至和塘。
  
  苏州境内有三条河塘连通着运河以及长江,至和塘则居其中(另外两条为常熟—白茆浦,松江),因河塘之利,昆山兴焉。如果要给大汉所有县城经济发展制作一份榜单,那么昆山即便挤不进十强,二十强总归是有的。
  
  距县城不远,就在至和塘边,崛起了一座全新的学校:娄江学院。这座学院的历史很短暂,整体落成才一年的时间,方启用不久,学生也不多,暂时只有百来人,但是其来历却不寻常。
  
  这是一所由苏州、秀州、上海三地权贵牵头,大商名流集资,共同修建,并且是一所以算学、数术为主要授课内容的学校,这也是大汉帝国除了军事学校之外的第一所“专科学院”。
  
  成立娄江学院的其目的,也是为经济发展日益繁荣的苏、秀、上三地,提供更多专业性的算科人才。其他衙门就不说了,就江海关总税务司及三地下辖各口岸,就有大量人才需求。
  
  随着海关成立,彻底解除市舶司制度限制的江海一带商业活动剧增,自然带来各项管理上的压力,尤其是税收业务上,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是极度饥渴的,并且还不是读书识字就行了的。
  
  初秋的娄江学院,景色宜人,江风习习,江上不时有帆船驶过,满载的负荷让船只的行进显得吃力。
  
  学院内格外安静,氛围严肃,诸课堂间,年岁参差的学子们,正埋头提笔,坐于书案,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开秋以来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主要分为四项,算术、实务、策论以及《刑统》。
  
  显然,娄江学院是一所“高校”,没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基本都是不招收的,这是由学校性质决定的,从建校理念就有了规定。
  
  学院学制为三年,按照规划,学员期满学成之后,基本都会直接安排进入苏州、秀州以及上海衙门供职为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是一所“专业院校”,更是一座“吏政学校”,专门为官府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吏政人才。
  
  作为建校以来第一次大考,莫说学生了,就是学院的掌院、教习们,也都格外重视,就和邻居那座越发具备魔幻色彩的城市一般,娄江学院也是个新鲜的事物。
  
  从建校理念,到教学模式,都是如此,而考试则是学院阶段检验教学成果最主要手段,同时在考试模式上,也更加贴近科考以及朝吏政考核。这样一套模式,究竟管不管用,管多大用,在没有得到实际验证前,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得知娄江学院大考,临淄王刘文济也于百忙之中抽得闲暇,前来察访。来时轻装简从,不打招呼,到后也要求低调接待,只让掌院王学新陪伴着巡看一番,巡看过程也是一言不发,未免影响到学生考试。
  
  掌院王学新,也是有一番来历的,商丘人,自幼孤贫,好思笃学,长大后进入睢阳书院求学,拜在大教育家戚同文门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睢阳书院与戚同文在大汉文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出了很多人物。
  
  而戚同文则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笃信忠孝节义的学问家,在士林中名望很高,还曾得到世祖皇帝的接见,不管在文坛还是朝廷,也都有一个“睢阳流派”。
  
  而王学新能被治学授徒严谨的戚同文收为弟子,显然是有本事的,与戚同文那些已经做到州府乃至道司及官员的学生不同,王学新没走仕途,而是醉心于教学,在睢阳书院当教授。
  
  只可惜,王学新虽然是戚同文的关门弟子,但终究是外姓旁人,而睢阳书院虽然在后来被定为官学,但话事者仍以戚氏子孙为主,至于王学新,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但经常被批为“离经叛道”,境遇总归是不那么如意的。
  
  直到娄江学院动工兴建,挂牌成立,王学新受到延请,让他到昆山来治学授徒。如果是一般的邀请,王学新可不会同意,就是京城国子监也未必肯去(那是没法去,去了也未必待得住),但娄江学院可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座官学,有江南三州市背书;其次,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办校目的便是为给官府提供吏才,突破+创新对王学新来讲很有诱惑力,并且同意让他做掌院,一应教学管理,由他安排,尽情挥洒;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临淄郡王刘文济亲自给王学新去了一封信,这些个文人啊,傲骨固然有,但也吃礼贤下士这一套,尤其是地位足够高的权贵出面时,那什么矜持也都能放下。
  
  比如临淄王刘文济之于王学新,面子与待遇都给足了,再加上治学理念上的相对契合,那王学新南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王学新带着一干好友、弟子学生南下,再加从江南本地搜罗一些人才,娄江学院的教育资源立刻就有底了,至于学生,是真不缺的。
  
  至少三地的权贵及地主、富商子弟,是很乐意到这里读书的,官府吏才的“摇篮”,这样的名头可是格外吸引人的,至少在雍熙时代下的大汉,不是所有读书人都一心一意想着走科考那条路,那实在是太难了
  
  显然,娄江学院成立的背后,临淄王刘文济是出了大力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就可以解释,矛盾重重的苏、秀、上三地为何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这是来自更上层能量的干预。
  
  刘文济已经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江海关那里的工作早就不做了,但皇帝刘旸又给他派了个江南巡抚使的差事,就近负责吏治监察、民情安抚诸事宜。
  
  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由于踏实肯干,低调谦逊,刘文济晋爵临淄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汝阳王刘文涣失势,东宫有主之后,刘文济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三年间,也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与示好,只可惜,临淄王表现得谨慎而矜持,全都不加理会,甚至表现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江南道这三年,刘文济也得罪了不少人,因其执法严厉,刚正不阿,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同样的,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至少他处事一碗水端平,从无偏私,并且表现得很开明,尤其对僚吏与商贾。而这两者,在整个大汉的社会运行机制中,都发挥着与其政治地位不相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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