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40 雍熙之治 (第2/2页)

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皇帝的刘旸，心情自然是不错的。
　　
　　不过，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当刘旸与宰相、财政使张齐贤讨论起农务之重，以及在朝中屡起争议的“农官之争”时，一则噩耗传来了，内阁大学士、太傅李昉薨了。
　　
　　李昉是病死的，年纪大了，有点病痛是很正常的事，从去年秋便染疾，一直在家休养，却没想到，养着养着，给养死了。
　　
　　对于李昉，刘旸自然是感情深厚，毕竟从他当太子开始，君臣师徒之间的情分便开始了，那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而一直以来，李昉对于刘旸，也突出一个“忠节”，屡次因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但从来是甘之受之，太子迫于形势不敢为其说话而产生愧疚之情事，还是李昉反过来劝慰他.
　　
　　若说刘旸视李昉如父，那的确是过了，但对李昉的那份尊重与信任，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因此，闻李昉之薨，可想而知刘旸是何等心情。
　　
　　不过，闻泰山崩而色不变，这是刘旸经历无数锤炼出的心理素质，因此面上并不能看出什么来，只是在下令返城后的第一件事，刘旸选择了去李昉府上。
　　
　　曾经还是太子时，刘旸见过无数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叹岁月无情，当时只是陪着感叹，这些年也见多了生死，然而到今日，站在太傅府灵堂，站在李昉的棺椁前，刘旸方才隐隐体会到当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样的感受。
　　
　　郑重地朝着李昉的棺椁拜了拜，刘旸问道：“李师辞世前，可有什么话留下？”
　　
　　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务的，乃是李昉的三子，秘书郎李宗谔，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儿子，进士出身，靠才干任官，不像其他几个儿子，徒以家世荫补，在地方做着一些州县级佐官。
　　
　　闻皇帝问，李宗谔悲伤难以，泣声道：“回陛下，家父临终前，别无交待，只道生逢圣明之主，此生无憾，含笑而逝.”
　　
　　“这样的交待，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刘旸闻言不禁唏嘘，感伤地说道。
　　
　　虽然李昉家里并不拮据，但刘旸还是特地让少府拨款500贯，贴补丧事之费，这个数目，对刘旸来说，已经很大方了。
　　
　　而给李昉身后哀荣中最重的一项恩典，则是刘旸追赠其为“饶国公”，即便这只是追封的虚衔，甚至连俸禄都不用出，更别提传承了，但也足见皇帝对李昉的追怀。
　　
　　当然不会忘记了他的子孙，所有儿子都有适当的升拔，尤其是秘书郎李宗谔，升任知制诰，这是个靠近大汉权力中枢，位卑而权重的官职。
　　
　　春风送暖，伴着无限风光，却带不走刘旸心头的淡淡感伤。垂拱殿内，刘旸斜倚在软椅上，手里翻阅着一本书册：《文苑英华》。
　　
　　这是由李昉带头，率三馆学士、博士们共同编纂成书，辑南朝梁末至当朝开宝时期诗文，共1150卷，这也是李昉这几年的重点工作。
　　
　　不管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其他原因，从开宝时代起，朝廷便敕重资，延揽博学，编纂大书。
　　
　　比如成于开宝中期的《开宝总类》，那是一本包罗万象，堪称当代百科全书的鸿篇巨著；又比如记录了诸多轶闻琐事、神仙鬼怪、名物典故的集《开宝广记》；
　　
　　还有便是这本《文苑英华》，与前两者，合称开宝时代“三大部书”。
　　
　　《文苑英华》最早成书于开宝晚期，不过当时诗文记载只到唐末，不过等刘旸继位之后，又下令增纂，将“三代十国”到高祖、世祖期间的优秀诗文一并录入，到去年初方才成书。
　　
　　对诗文，刘旸并没有太多研究，他从小学的，都是怎么治国理政、怎么当太子半君的实用学问，不过，并不妨碍他翻阅，也算是对李太傅的追怀。
　　
　　不过，翻了翻，刘旸却发现问题了，抬眼问时候在身边的内阁学士王旦：“为何不见太傅的诗文？”
　　
　　对于此事，王旦显然知情，道：“禀陛下，李公谦怀，以自己才学不足，诗词庸俗，难登大雅之堂，更不敢与先人并列，因此拒绝在《文苑英华》上登载诗文”
　　
　　听到这样的解释，刘旸却摇了摇头，道：“太傅自谦是一回事，然若太傅诗文都不录入，让其他人情何以堪？将太傅的诗文也添补上吧，否则，岂不显得我大汉无人，不能与唐相列？”
　　
　　“陛下所言甚是！”王旦当即应道。
　　
　　沉吟了下，王旦主动拱手道：“陛下，还有一事，请陛下示下！”
　　
　　“讲！”
　　
　　王旦道：“太傅薨后，《世祖实录》之编纂，还需另择人主持！”
　　
　　《世祖实录》，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样的书籍了，当然，一直是在编写的，只不过世祖在世时，总是多些顾忌，因此，刘旸登基后，关于《世祖实录》的整理编写，也提上了日程。
　　
　　要知道，世祖统治了大汉整整四十五年，这么漫长而稳定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事，各种记载也浩如烟海，即便有一份已经写了几十年“草稿”，但要将之汇编成书，需要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也是巨大的。
　　
　　这件事，还是由李昉作为总编，主持把控进度，但到死，还未成书
　　
　　对于《世祖实录》的编纂，刘旸当然也是格外重视的，在他的眼里，世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他学习了。如今，已然无法言传身教，就只能在历史的记忆里，去总结揣摩了。
　　
　　因此，只稍加考虑，便吩咐道：“以集贤殿大学士柴禹锡为《实录》总编，另赐内阁大学士，御前顾问！”
　　
　　“是！”
　　
　　进入雍熙时代后，大汉帝国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文化盛世，这是由皇帝的好恶决定的。世祖皇帝虽然尊重文臣，尊重学问，但对于传统士林总是带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而且常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作为与政策。有的时候，甚至让人不敢说话。
　　
　　相比之下，刘旸就要宽和多了，即便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但还能维持一个体面，对传统士林至少有个“公正”的态度。
　　
　　这，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声要好的原因。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的活力，清明的政治，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大繁荣。
　　
　　从雍熙三年起，另一本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也开始编纂了，垂垂老矣的内阁大学士徐铉，仍撑着一把老骨头，挂着总编衔。
　　
　　不只是编书这种政策性活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极其明显的变化，各类诗词文章多了，各种文会多了，更重要的是内容，不只是风花雪月，歌颂盛世，敢于议政，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这些，在世祖时代，是很难出现的，即便有，也多隐晦，除非是像柳开、王禹偁那般走务实求是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