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37 新时代下的大汉（中） (第2/2页)

于是，一场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针对安东国东部山海地区蛮夷的打击计划，由此开了个头.
　　
　　从后续的发展看，这绝对是大汉商业史上的一次“经典操作”，虽然并不是发生在南洋地区那般远的地方，但依旧是对大汉几十年拓殖运动的一次深刻诠释。
　　
　　就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安东东部蛮夷部族，被破家灭族者，达上百家，几万人沦为苦力，安东王府则趁势以极小的代价，提高了对东部临海地区的开拓度，安东国内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以安东贵族为核心，官商为羽翼，进一步统一了安东国内商品资源。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境内夷部、乃至汉民的剥削上，只是后者作为真国民，相对较轻罢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进一步提升对国内掌控力的同时，安东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加重，来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但都在安东王刘文渊的强力或者说残酷打击下，灰飞烟灭，发展到后期，安东有许多世居当地的部族，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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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国内未来的风云暂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来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断南来的同时，从春夏之际自南面北来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备好货物后，也陆续拔锚起航，准备顺着季风踏上回归的旅途。
　　
　　这些商船之中，除了汉人之外，以南洋封国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于曾经也算南洋航线上主角的土著商队，也在大汉对南洋诸岛的分封过程中成为了过去式，要么成为汉族的附庸，要么直接破灭，或者沦为海盗。
　　
　　最值一提的，或许还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发生了残酷的“广州之变”，但在几年后的雍熙朝，他们又陆陆续续地从金洲海峡穿过，经良平港周转北上，到大汉本土来做生意。
　　
　　没办法，利益的诱惑实在不浅，精美的丝绸、瓷器，畅销的茶叶，只要拉回去，就能行销整个中西方世界，赚取海量的利润。
　　
　　因此，不管大汉在宗教政策上有多严格，对外来宗教态度有多恶劣，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地来了。
　　
　　最多，到东方之后，去掉头饰，藏起信仰，对于跑船的大食商人来说，还是金钱与利益更亲切些。更何况，那位传说中的掌握着世间生死伟力的“暴君”已经驾崩了，新继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于是乎，大食商人又行了.
　　
　　不过，千帆竞渡的场面虽然壮观，对于初抵上海县，还未理清头绪的曹永一行人来说，却来不及观赏了。
　　
　　他们几乎迷失在这座崛起时间并不长的商业之都中，甚至一度有种乡巴佬进城的错觉，要知道，他们可是来自京畿，在见多识广方面，是绝对自信的。
　　
　　当然，不管是城市规模还是管理，京畿都不可能是此时的上海县所能比的，只不过这里的商业氛围实在太浓厚了，又不像东京那边始终有政治强权在上面压着，这里似乎才是大汉商人的天堂。
　　
　　各种帆船是两江（长江与松江）最好的装饰，水道上最忙碌的是那些导引船，货物到港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办理停泊及税费登记，如蚂蚁一般的力工搬卸着货物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四处奔走，仿佛慢一秒就会丢掉生意一般。
　　
　　沿松江两岸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码头，没有一处停罢，岸边是连排成片的各类建筑，以砖石、砖木结构为主，看着既干净整齐，又结实耐用
　　
　　一切的一切，既新奇，又震撼，又那么瞬间，曹永甚至产生了投身在这座港口城市一般，大汉帝国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与威严京畿完全不一样的壮观。
　　
　　当然，对于外乡人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来说，这种表面的震撼与诱惑，就已经足够了。
　　
　　曹永等人运气比较好，他们还“有幸”地见识了一场械斗，就发生在松江南岸的甲字十六号码头上，一群头缠红巾、如匪如盗的汉子坐船闯了过来，手里拿着武器，对码头上的力工见人就砍，逢人便杀。
　　
　　十六号码头这边也不甘示弱，很快便从仓场、货船上跑出几十个人过来支援，也是手拿武器，各个凶狠。
　　
　　双方得有两百来号人，砍得倒下一大半，方才在闻讯赶来的水兵、巡役的控制下停下争斗。然后，兵器被收缴，领头的人被差役带走，剩下的人则各自料理伤员.
　　
　　这样的血腥的械斗，对于来自京畿的曹永等人，是既震撼，又惊悚。都说江南水乡，风花雪月，怎么斗起如此狠辣，若不是眼前的繁庶之景，曹永甚至怀疑自己到了一个刁民遍地的偏远之所
　　
　　这样的械斗，显然不是第一次，从水兵、差役那熟练的控场手段与高效的处置，以及周边地方虽然关注，但习以为常的表情，就可窥一二了。
　　
　　毕竟是常年在京中行市奔走的牙郎，震撼之后，曹永也就意识到了，就像京城里一般，在那喧嚣繁荣的背后，在朱门权贵目不斜视的阴沟暗角，有太多残酷、罪恶的东西
　　
　　而发生在松江大大小小的械斗，除了码头上讨生活的帮派势力斗争，往大了讲，甚至可以说是苏、秀二州之间的角力。
　　
　　松江流经苏州，注入长江而入海，而下游松江一段，正是苏、秀二州的州界。
　　
　　从海外贸易兴起，到朝廷设立上海务，再到松江沿岸的大发展，利益越来越大，所引起的利益之争自然也越来越争斗。简单地讲，苏、秀两州都想将松江之利揽入自己怀里，独占其利。
　　
　　秀州这边认为，苏州已有长江之利，不应该再贪图松江，曾提出，要么将松江下游地北岸的土地划到上海境，要么苏州不在北岸开辟商埠、码头.
　　
　　然而比起秀州的算盘，苏州的胃口可要更大，直接建议两州合并的，把秀州划给苏州。
　　
　　这个建议，道司那边当然不可能同意，首先金陵那边就强烈反对，江南诸州，一个苏州就已经很能打了，还要把秀州吞了，尽占两江之利，置我堂堂首府于何地，想得太美了。
　　
　　很多时候，矛盾只会愈演愈烈，苏、秀之争便是如此，从水利、港口之利，后来又渐渐演变成产业之争。
　　
　　秀州棉产业的崛起，首先对苏州的传统纺织印染业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苏州的棉纺织水平也不低，产业也相当庞大，同样有大量商民压在上边，你秀州要做江南棉业中心，苏州岂能坐视不理。
　　
　　而这种争斗，当然不可能停留于口头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官府意志，两股商业意志，相互角力，阴谋诡计，明枪暗箭，是层出不绝，演变到最后，在沿松江一线，上千人的械斗都发生过。
　　
　　一直到当年寿国公李少游到任金陵，又爆发了一场械斗，苏州棉商的一些打手，甚至去烧毁人家的棉场，造成了大量死伤。李少游在了解前后情况后，立刻介入，对两州从官场到商场之争进行调停。
　　
　　李少游并没有直接进行利益划分，而是让双方自己谈，必须谈出一个结果，他的威胁则直接针对两州长官，谈不拢，他们官帽子也就别想保住了。
　　
　　于是，在李少游的强大压力下，方才达成了一个“松江协议”，约定共享松江港口之利，同时双方各自成立棉行，各自约束，禁止烧杀打造等恶意竞争手段等等。
　　
　　简单地讲，这只是一份“休战协议”，不过，从那以后，那种毫无底线，影响产业发展的暴力竞争，是被禁止了，再也没有发生。
　　
　　但是，围绕着松江的利用，在迎客、揽货、税收诸事上，各种冲突依旧存在，小规模的械斗依旧不停。像曹永一行人见识的发生在十六号码头上的厮杀，也只是中等规模。
　　
　　万商云集，车马辐辏，繁荣而忙碌的松江河底，不知埋葬着多少不知姓名的冤魂.